皇冠app:岭南词宗? 树蕙滋兰——记詹安泰教授

admin 2个月前 (09-11) 社会 28 0


詹安泰先生(1902-1967)

最近,我常写些有关唐诗的文字,往往想起了教我学习诗词的詹安泰教授。而不想则已,一想起来,却又五味杂陈。

我从小喜欢诵诗词,但目光如豆,只知道词学人人陈洵曾在中山大学任教。等到考进了中大中文系,才知道该学科由詹安泰教授主持。能接手陈老先生教席的,岂是等闲之辈。我赶快查阅资料,知道了詹先生也是一位词学权威。

早在1949年之前,詹先生就出书过《词学研究》,对词的创作文体,从声韵、音律、调谱、起源、章句、修辞、意境、寄托等方面,作出理论性的剖析。这与那时许多词家只着重注嵬集、注释的做法,大不一样。加上他经常揭晓高质量的词作,在学术界中,詹先生和夏承焘、唐圭璋、龙沐勋,有“四大词家”之誉,“北夏南詹”,成为词坛许多人的共识。这一来,我早就渴望着能见到詹先生,能听到他的解说了。

那时,中大中文系的一年级上学期,便放置《中国文学史》的课程,任课先生正是詹安泰教授。上课时,詹先生多是穿着一套灰色的中山装,整齐质朴。他面容癯瘦,可是声音洪亮。一口带着潮州口音的普通话,说得抑扬顿挫。他解说《诗经》时,引经据典,条分缕析,让同砚们听得入迷。一些艰深难懂的诗句,经由他的解说,便豁然开朗。更绝的是,他的板书,写得秀逸遒劲。下课时,我们往往不忍抹掉,由于它自己就是一幅美妙绝伦的书法作品。

詹先生一最先讲《诗经》,便把我们镇住了。那时的学界,盛行着一种看法,以为《三颂》和《风雅》《小雅》多是出自贵族统治阶级的作品,没有若干文学价值。但詹先生以为,“周颂”是祭歌,但它多是以民间的祭歌为蓝本,不能简朴地否认。他稀奇差别意郭沫若对《良耜》的看法。通过严谨的考证,他作了全新的注释,雄辩地说明它确是一首生气勃勃的农歌。昔时,郭沫若台甫如雷贯耳,原来他对一些问题的判断,也只是一家之言,未必准确。詹先生这开头的一课,告诉了我们,在学术上可以挑战权威,作为大学生,在学术上应该学会独立思索。

在上世纪中叶,广州的冬天照样对照严寒的,课室外边的草坪,早上还会残留薄薄的冰珠。这阶段,詹先生正好给我们解说《离骚》,记得他换上黑绒长衫,围着颈巾,在讲台上来回走动,激昂地念诵诗句。当他讲到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,又树蕙之百亩”时,像是陶醉在诗人培育后进的欣喜中;讲到“长叹气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时,他紧皱双眉,仰起前额,用力拍打沾在衣上的粉笔灰,脸色悲愤。下课后,同砚们纷纷议论,都说詹先生解说《离骚》的样子,有着屈原的影子。这几节课,詹先生情绪激昂,声情并茂,他解说的内容和教学的态度,自己就是对我们举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。

昔时,我们每门课程都设有“课代表”,要直接向任课先生反馈同砚们对教学的意见,或是转达先生对同砚们学习的要求,或是主持“课堂讨论”,然后向先生汇报等等。这起着相同作用的课代表,和任课先生的接触,自然较多。我对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很有兴趣,便被选为这门作业的“课代表”。谁知道,当上了这角色,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影响了我一生事情和研究的走向。 

《詹安泰全集》(六册),詹安泰著,上海古籍出书社2011年7月版

一天下昼,我没有课,便到詹先生家里造访。在1952年,教授的家里都没有电话,学生往访,无法预约。然则,凡有事没事,迳直往访,先生们对不速之客,也从来不以为忤。

詹先生的家,就在康乐园西大球场的西北角。门前有以篱笆隔着的小院落,树影婆娑,显得稀奇幽雅。那天,詹家门口开着,我便推开篱笆,走了进去。只见詹先生端坐椅子上,脸容严肃,正在训斥站在旁边的一个小秃顶。这时候,我站在门边,走不是,不走也不是。正为难间,詹先生仰面瞥见了我,便招手让我进屋。那小孩也乘机一溜烟跑了。厥后知道,他正是詹先生的小儿子叔夏。今后,我常在西大球场见到他。我也爱玩,便和他一起抓草蜢、拉单杠。又过了若干年,我和叔夏成了无话不谈的同伙,人人也都还记得初见时的尴尬情景。

詹先生让我坐在他身旁,詹师母便用托盘端着几只小小的茶杯,放在桌上。詹先生把开水注入小茶壶中,平均地斟到小杯里。杯子里茶色金黄,清香扑鼻。詹先生用两个指头拈起一杯,也示意我也拈一杯。我从未见过用云云细小的杯子品茗的习惯,也从未喝过这样的茶,便像喝酒时干杯那样,一饮而尽。詹先生看到我的容貌,笑了笑,告诉我,我们喝的是潮州的“工夫茶”,不宜牛饮,应该小口吮咂,细品茶的滋味。他又告诉我有关“功夫茶”的知识,例如用小茶壶,把茶平均地斟在围成一圈的小杯上,这叫“关公巡城”;最后另有壶中余沥,点点滴滴,划分注入小杯里,这叫“韩信点兵”。我以为十分有趣,以为詹先生平易近人,进门时窄小之情,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说着说着,话题转到学习方面,我告诉先生,同砚们初进大学,多数不知道怎样看书。詹先生指着杯子说:“有些书,阅读时可以用像你平时品茗的习惯,一古脑灌进嘴里,解解渴,就可以了。但有些主要的书,就要像喝‘功夫茶’那样,细细品味,频频体会,切忌囫囵吞枣。”这一番话,让我顿开茅塞。到现在,我还一直沿用詹先生教我的学习方式,把粗读和精读连系起来。这既可以念书较多,有较广漠的知识面;又要集中精力,对有些书,则频频阅读,深入思索;还要围绕其中值得注重的问题,找寻有关的书籍,竭泽而渔,从各方面加以参证,就像苏东坡说的,“八面来风”,聚于一穴,让知识牢牢地渗入自已的脑海里。

听师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詹先生从饮茶教训我念书的方式,让我一辈子受益。 

詹安泰先生书法

在詹先生客厅的书架上,堆满了一叠叠的线装书,我每次到他家里,总会拿起一两本随便翻翻。一天,他告诉我,他是下定刻意,“三年不读线装书”。也就是说,他准备用三年的时间,大量地认真地研读政治和文艺理论著作。

那时,我不太明了,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,怎能搁得下线装书?但仔细一想,明了了,像他那样历久从事文史事情学者来说,许多文籍早已烂熟于胸,暂时放下,不会发生太多的影响。倒是若何提高理论水平,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生长的纪律的研究,改变“评点式”的鉴赏方式,这对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史研究事情者来说,是十分必要的。在新中国建立不久,詹先生较早就认识到要提高理论水平,强化逻辑思维的能力的必要性,着实难能可贵。厥后,他在校报上还公开了自己学习理论的刻意和设想,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今后,我对“文学理论”课的学习,也注重用功,起劲战胜只重视磨炼形象思维的倾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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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在重视理论学习的头脑指导下,1953年,詹先生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,揭晓了有关研究《诗经》的论文。昔时,作为全国性的文学期刊,只有《人民文学》和《文艺报》两种。《人民文学》从来只刊登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,而它竟破天荒揭晓了詹先生的论文,这马上引起了文学界普遍的注重,在中大校园里,更是轰动一时。随着,高教部又委托詹先生领衔编写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本《中国文学史》,同砚们知道了,也掀起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热潮。

实在,詹先生也异常注重对文献和作品的考证校笺。在早年,他已有《花外集笺注》《碧山词注》和《姜词笺解》等著述问世。在给我们上课时,他已最先撰写《离骚笺疏》一稿,搜集从王逸以来历代专家对《离骚》的注解,爬梳剔抉,从中阐释真微之义。与此同时,他撰写《屈原》一书,还揭晓了长篇论文《论屈原的阶级身世、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》。论文以大量史料,叙述“左徒”官职的生长,从而考证屈原政治地位的转变,进一步叙述这对屈原创作的影响。这篇资料翔实,考证严密,而且具有理论深度的力作,受到了楚辞研究专家姜亮夫教授的推许。

 

在我入学之初,系主任便宣布,中文系是培育中学西席、大学西席和研究人员的,不是培育作家的。因此,学习时代,不许创作文艺作品,否则被视为“偏废”,要受到指斥。对此,我大惑不解。由于我们许多同砚,都是怀着“作家梦”才来报考中文系的。而且,研究和创作并不矛盾,为什么就禁绝学习小说诗歌的创作了?我生性“作乱”,才不管系里那一套划定,有空就写写马雅可夫斯基体的新诗,有时还自鸣得意,吟诵一番。团支书固然对我提出指斥,我虚心接受,坚决不改。实在,也许那时的系主任不得不根据苏联的教学大纲,宣示一番,而他自己和詹安泰先生,不也在报刊上揭晓诗词作品吗?怎么学生偏偏就禁绝写了?因此,同砚们“睬佢都傻”(广州话“懒得管他”的意思),在课余时间,往往都写写小说,写写情诗。

有一天下昼,我拿着文学史课堂讨论的纪录,到詹府交给先生。只见詹先生斜靠在摇椅上,闭着眼睛低声吟诵。我不敢打扰他,也不知道他咿咿呀呀,唱些什么?正听着,詹师母走了出来,对詹先生说:“天骥站着哩!”詹先生张开眼睛,瞥见了我,笑了起来,告诉我,他吟唱的是刚刚写就的一首词。我说:“您适才用潮州话念吗?我听不懂,却以为好听。”詹先生说:“你用广州话来读诗词,也是很好听的。”随即和我提及诗词有关平仄和词牌运用等问题。那学期,语言学家王力教授正好给我们上课,我一边听着詹先生的指点,一边遐想听到王先生解说的汉语知识,不禁豁然开朗。我听得着迷,忘了要向他汇报有关课堂讨论的情形。詹先生也说得很兴奋,溘然问我,写过诗词没有?我回覆,现在只写写新诗。不外,在念中学时,也学写过诗词。詹先生便让我读些旧作,给他听听。我有点不好意思,只好说:那时没有留稿。只记得在清明节上坟时,写过一首《点绛唇》,开头两句是:“野草离离,彤云尽掩山头翠。”

詹先生一听,把眼镜推到鼻尖瞅着我,好一会才对我说:“以后你多写些词,写了就拿给我看看。”我觉察到先生有以为孺子可教的情态,喜出望外。几十年过去了,但先生愿意种植我所表现出来的眼神,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过了一段,我便拿着新写的《浪淘沙》一词,到詹府交给先生看。谁知他读了一半:“春篙送春舟,点散春愁,远山如黛试春妆,波逗春心花弄影,伴我春游。”便把眼镜拉下,一脸严肃,把词稿递回给我,对我说,写诗作词,要有真情实感,切忌为文造情。你这词,每句都有“春”字,自以为巧,却弄巧反拙,显得虚张声势,找出他的一首新作,叫我坐到书桌旁边,一字一句地告诉我:他为什么要写这首词?他是怎样构想的?为什么句子用这个字才稳妥?为什么接纳这一韵脚等等。他把自己创作和修改的全过程,都告诉了我。又对我说,要多读些昔人诗词,推测其意。创作时,却要跳出来,万万不要把自己服装成昔人,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绪和现实的情形,逐步形成自己的气概。该赞扬就赞扬,该扑打就扑打。他又说,由于从旧社会过来,他自己写的词,往往使用寄托的技巧,现在看来,容易艰涩,在新社会,年轻人未必云云。我问詹先生,写诗也是这个原理么?他说,是的。至于近体诗,他以为陈寂先生和黄海章先生写得好。还告诉我,克日陈先生北上,写了一首七绝,其中有“行到洛阳近端己,洛阳春水碧于天”两句,既用典而又流通,这就是好诗。

这一回,詹先生即是手把手,教我怎样写诗词,而且好些话是在课堂上是听不到的。实在,在大学,先生对学生的个别辅导,往往比课堂听讲更为主要。詹先生把我的“作品”,连系他自己的创作体会,坦诚地警告我、指导我,真如醍醐灌顶,让我心窍顿开。詹先生还激励我,说我才是一年级学生,年纪小,有基础,应不怕失败,再接再厉。临别时,他还把我送到篱笆旁边。

我刚想推开篱笆的小门,詹先生溘然站住,拉住我走到一边,低声说:“我教你一个念书的窍门。”我赶忙听着。原来,他告诉我,看书或写作时,不必正襟危坐,而只要用一半的屁股,侧身坐着,这就永不会长痔疮。他又说,“男性若是终日坐着事情,最易患痔疮,这很贫苦。”我唯唯,却不禁“咭”的一声,笑了起来。詹先生却正色说,“这是履历!”到现在,我在事情时,一直遵照詹先生教我的坐姿,也真的很有效果!

在返回宿舍的路上,我既内疚,更感动,又以为有趣。詹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深情敬服,不就和屈原所说“滋兰”“树蕙”的心意一样么?

詹先生很喜欢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,很愿意听取差别的意见。一次,他和我们讨论温飞卿的《菩萨蛮》,说到了对“水晶帘里颇黎枕”等句的明了。他以为:水晶帘、颇黎枕、鸳鸯被,是作者描绘住宿的地方;而下句“江上柳如烟,雁飞残月天”,可以看出写是他和情人清早划分的情景;最后四句是:“藕丝秋色浅,人胜参差剪;双鬓隔香红,玉钗头优势。”这几句,语气很不连绵,较难明了。詹先生首先先容了一些学者的主张,然后提出他的看法:以为是诗人写的是那女子头上双方,戴着鲜花优美可爱的形象。我一听,勇敢地提出差别的解读,我说:“纰谬吧!”詹先生问我:“为什么?”我以为,这女子头上既戴着“人胜”,又插上玉钗,头的双方还插着香红的花,累赘得很。我看过唐代的一些壁画,女性怕不是这样服装的。詹先生“嗯”了一声,问我有什么想法?我说“双鬓隔香红”,可能指诗人瞥见她的脸,隔着香红的花,在花丛中,目送情人的离去。詹先生沉吟了一会,点颔首说:“有想法!”厥后,我看他揭晓有关温词的鉴赏文章,也参考了我的意见,不禁暗自喜悦,知道詹先生从善如流,也明了教学相长的原理。厥后,我和研究生一起讨论,也稀奇喜欢学生们勇于提出和我差别的看法,我甚至有意挑起人人的争论。这一手,正是从詹先生那里学来的。

 

大学毕业后,我留校任教,被放置从事古代戏曲科研教学事情,和詹先生接触的机遇少了。到1957年,詹先生溘然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。我大惊,由于从未听过詹先生说过什么过激的话,怎么也算右派呢?固然,谁也不敢细问。同时,上头放置谁写批判文章,运动当头,都不敢不写,我也受命写了,暴露了人性的弱点。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下,多数人不明真相,被划为右派的詹先生,一下子变为“不能接触”的人。不外,在1959年,系里却发生一桩感人的事。

那时,被打为右派的西席,是不能任课的。但詹先生开讲的文学史课,却无人可代,只好作破例,有些学生,对此还颇有意见。系向导便给人人打招呼,并强调上下课时,不要向詹先生起立致意。不满者才委曲接受系里的放置。

当詹先生走上讲台时,班长自然没有发出“起立”的口令,但有些同砚不知就里,按习惯自动站了起来。于是有人坐,有人站,排场十分尴尬。詹先生等人人平静了,才最先授课。虽然,他戴着“帽子”,但学识精湛,看法精炼,备课认真,同砚听得着迷,不知不觉到了下课的时间。詹先生收起了讲稿,然后说:“同砚们,我正接受革新,以后上下课,请人人不要起立了!”说罢,他正想脱离,谁想到,就在这时候,同砚们倏然全体起立。詹先生一怔,赶快欠身回礼,随即含泪脱离。这一幕,虽然那时我没看到。但也知道,人性是庞大的,它会被扭曲,但并非知己尽泯。

那一段,气氛肃杀。有时在路上遇见詹先生,他总是低着头走。有时,我轻声向他打个招呼,他略一颔首,便急急离去。厥后情形有所缓和。每周六下昼,教工们都要回到教学楼扫除卫生,詹先生自然也要加入。有一次,扫除快要竣事,我瞅着没人,抓紧时机,轻声向詹先生表示歉意。刚说了几句,詹先生便急遽阻止:“别说,别说,我明了!昔时批胡适,批俞平伯,我不是也要受命揭晓批判文章么?”他那坦诚而豁达的态度,反让我说不下去,恧然无语。

“文革”最先后,詹先生深居不出。在路上有时遇见叔夏,攀谈几句,知道先生患了癌症。厥后又传来他已经去世的新闻

到1978年冬,叔夏溘然拿着一大叠文稿找我。告诉我,“文革”时,詹先生忍痛烧毁了许多文稿。那时,他抢出一部份,用油纸包裹,藏进地洞里。现在取了出来,发现其中的宋代词史稿,只有北宋部门。叔夏说:“昔时爸爸最重视您,您是否能续写南宋的词史,然后联名出书?”我一听,大惊,立即对他说:我完全没有到达能够续写的水平,若写了,真怕有辱先师的令名。我又告诉他,要续写南宋词史,应该找暨南大学的汤擎民先生。汤先生也是我的先生,他是詹先生的老学生兼好同伙。叔夏以为我说得很对,便找汤先生去了。这书出书后,叔夏送交我一本,以作纪念。我翻看内容,原来,汤先生也没有续写南宋词的部份,只是把詹先生的原稿,作为单篇论文整理,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《宋词散论》。

詹先生教过中学生,教过大学生和研究生,一生树蕙滋兰,育材无数。他的《詹安泰文集》,包罗《宋词研究》《李璟李煜词校注》《离骚笺疏》《无庵词》等著作在内,不知影响了若干从事文史事情的学者。我心中一直明了,中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仁,从来重视文献与理论相连系的学风,这学风的领路人,正是詹安泰教授。

到现在,詹先生离世己五十多年了。每当黄昏,我在校园散步,行近詹先生故宅的位置时,往往会想起他对我的谆谆教训,想起他在讲坛上,吟诵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”那慷慨飞扬的情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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